“核”你一起的人

　　

 

　　有人爱看山，有人爱看水，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工作的侯癸合却最喜欢夜晚在满是烟火气的街巷里穿行，看一家一户亮起的灯，“因为每一盏亮起的灯后面都代表了一个家。”但这些灯其实没有一盏属于她。她的家在上海，到海盐来是为了一项特殊的任务——监督秦山核电厂核安全工作。

　　作为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华东监督站)的监督员，她更多的时间是和同事们一起，戴上印有NNSA(国家核安全局)和ERO(华东监督站)的白色安全帽，穿上印有NNSA的黑色反光背心，整理好仪容——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意味着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员在现场值守。他们在核电厂中穿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勇敢地扛起维护核安全的重任。

　　“你看，这些人家里的灯都是靠核电点亮的。”看着秦山核电厂家属楼里闪烁的灯光，侯癸合的眼睛亮亮的，“像星星一样的光亮，是靠我们守护的哦。”站里还有很多和她一样的监督员，家在上海，人则散落在华东六省一市，默默坚守在核电站，守护着万家灯火。

　　

 

　　敬畏 在机组和机组之间走钢丝

　　英勇的守护者也有很多紧张的事情，比如应急手机发出的铃声。

　　“叮铃铃……”熟悉的铃声响起，来电通知核电厂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在确认是哪台机组出现预警后，时任秦山核电厂值班员的司永杰(生态环境部优秀共产党员)从座位上弹起，迅速换好衣服，刷卡、过闸机，抵达核电厂主控室。

　　“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破坏三道屏障?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经过一系列的排查，预警解除，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次应急状况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司永杰仍难以忘记当时紧张的心情。

　　每次拿起应急手机，司永杰精神都会高度紧张，有时候洗澡都会出现幻听，总觉得手机在响。“核安全无小事，泄漏、污染、辐射，每一项后果都不堪设想。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日本福岛核事故都是前车之鉴，时刻提醒我们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必须要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司永杰说。

　　对于一线监督人来说，每一个预警都是高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应急电话的铃声就是冲锋的号角，别人都往外跑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往里冲。

　　前段时间，台风“杜苏芮”在我国沿海地区肆虐，在别人居家避险的时候，司永杰和他的同事们卷着铺盖住进了现场，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他们在里面住了3天，“当时风速很大，窗户被刮得哐哐响。”想起呼啸的台风，他们仍有些心悸：“台风很大，但没有达到应急的条件，虽然当时很担心，但是看着实时的监控数据，我们心里还是有底的。”

　　所幸应急事件极少出现，反常的天气也并不多见，监督人面对的问题更多来自日常的巡查。

　　他们会随身携带一本名为《POG(核设施监管指针)程序汇编》的手册，按照手册上的项目逐一排查，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

　　“发现问题的诀窍是多观察，看到现场有和平时不一样的就问。”正在说话的是秦山监督组的组长侯癸合，她是生态环境部三八红旗手标兵，脸圆圆的，很爱笑。她的限定皮肤——严肃脸，只在监督现场开启。

　　“这小姑娘好可爱。”刚刚进入现场时，侯癸合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在她提问题时总是忍不住打趣。

　　就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在一次检查中，发现企业日志中写着“某烟囱排气低量程惰性气体β活度2级报警”。这句简单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在初期事件调查时，核电厂个别人员认识不足，认为没有违反规定，但是她和同事顶住压力，深抓细揪，最终证实核电厂现场操作人员误开阀门导致排气烟囱总β活度短时超过化学技术规范限值。

　　每一个被证实的问题都将侯癸合身上“严肃、认真、专业”的烙印加深，这个爱笑的圆脸姑娘变成了别人口中“戴着白帽子的侯处”，工作人员口中的打趣也变成了“监督员查得很严，出了问题不要瞒”。

　　专业 在外部和内部监督之间形成闭环

　　“找的问题精准，监管要求严之有效。”这是核电厂的工作人员对监督员们的评价。这份专业来自不间断的学习。贾凤彩是核设施监督六处荣成监督组的组长，也是生态环境部三八红旗手标兵，有着30年监督经验的她仍然坚守在一线，核电新知识对她来说是必修课。

　　“M310的主泵和华龙一号的主泵哪里不一样?EDS、ECS、IDS、ZOS的区别是什么……”贾凤彩记不清自己的脚动了手术后，坚持带伤工作的细节，但讲起核电机组的区别却是头头是道。“不学习不行，机组有什么问题，核电厂报告的原因对不对，处理的方案是否妥当，这些必须要清楚，才能真正做好核安全监督工作。”贾凤彩说。

　　“新的东西是学不完的。”聊天的过程中，贾凤彩时不时向眼睛里滴药水。“干我们这行眼睛都不太好，在现场要排查问题，回去后要看各种情况报告，晚上还要抽时间看书、看论文，眼力消耗比较大。”

　　消耗的脑力和眼力换来的是核电厂的心悦诚服。“核电厂的工作人员经常会主动来汇报工作和问题，有些事其实不用说，但是他们觉得说了之后心里踏实一些。”

　　但在更早之前，核电厂和监督站之间的交流没有那么坦诚——发现问题需要整改，整改会耽误施工、耽误发电，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可高达百万元，核电厂个别员工面对整改并不积极。但是核安全更重要，专业的知识和坚决的态度成为监督员们的武器，他们在一次次交流中提高了对核电厂的认识。

　　但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人手不足。随着我国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核电厂落地，监督人员增加的速度远比不上核电厂建设的速度。

　　如何实现更高效的监督?华东监督站把目光投向了核电厂内部。如果把核电厂比作一个人，各个部门就是其中的器官，每一个员工相当于里面的细胞，内部监督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华东监督站则是医院，天天进医院做手术得到的健康，绝不如通过免疫系统的良好运作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

　　核电厂的工作人员成为核安全监督的重要一环。每周，华东监督站的工作人员会和营运单位质保、安全、工程、调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召开监督工作例会，对一周的工作进行总结，不同现场的监督员们也就彼此的问题进行讨论，最终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在这一过程中，监督员们会把发现的问题、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解决方案掰开揉碎地讲给核电厂的工作人员，也会细致讲解核安全相关的知识。核电厂意识到自己和华东监督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核安全。

　　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形成的闭合链条，转起来了。

　　

 

　　贾凤彩工作照

　　孤独 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寻找出口

　　虽然目标一致，但华东监督站和核电厂的角色终究不同，现场监督员的背后是鲜少道与别人听的孤独。

　　前往三澳核电站的那天正赶上下雨，夜黑风高，雨水顺着车窗滑落，模糊了视线。路上的车不多，大多被包裹在浓密的夜色之中，靠着微弱的车灯照亮前行的路。独坐车中，耳边回响着雨水敲打车窗的声音，眼前是在夜色中无限延伸的高压电线，一股巨大的孤独感扑面而来。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这是现场监督员的常态。可现场明明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孤独?因为角色不同，监督员的角色决定他们必须孤独。

　　“我们是监督执法单位，核电厂是被监督单位，我们依照法律法规授权来行使监督职责，核验企业是否按照法规要求履行核安全主体责任。” 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杨义平的话说得很直白，作为核设施监督二处处长的她没少和核电厂打交道。“即使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在工作中能够相互配合，但我们的角色始终不同，我们去现场是要找问题的。”

　　角色的不同带来巨大心理压力——运行核电厂一般有五六千人，一个监督组只有4到5人，甚至更少。“一个人每天面对这么多人，还要给他们挑‘毛病’。”杨义平讲起在现场监督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发现问题后，会有很多人过来解释，想证明没有问题，监督员们压力很大。”

　　这一点或许能从办公室的设置上窥得一斑。在秦山核电厂内，有大大小小上千个办公室，只有一间属于华东监督站的监督员。办公室里满打满算只有5个人，每天需要面对成千上万名核电厂的工作人员。

　　相较于秦山核电站，三澳核电站的办公条件更为简陋——那是一栋临时搭建在施工工地内的二层板房，监督员们占用了两个房间，一间用于办公，一间用于开会。

　　推开办公室的大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惹得人心里颇有些焦灼。热气带来的焦灼可以用空调驱散，但孤独带来的焦灼却很难排解。因为三澳核电站仍处于建造阶段，所需人手相对较少，多数时间只有王伟一人驻扎于此。

　　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王伟要和核电厂的工作人员一起乘坐班车前往核电站。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里，要经过3个长隧道，车子在明暗之间穿梭。王伟有时会闭目养神，偶尔被驶出隧道时的光亮唤醒，看着身边一群或熟悉或陌生的人，有些恍惚。

　　下车后，这份恍惚被熟悉的监督工作驱散，巡视现场、审查文件、沟通情况、解决问题，守护核安全的职责和使命成为宣泄孤独的出口。

　　一个月里有那么几天，他的旁边会多一个人——严剑峰。严剑峰是核设施监督二处的副处长，负责三门和三澳两个核电站的监督工作，常年在两地之间奔波。

　　他每次来都会尽量多待几天，一方面帮王伟减轻些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是陪他多说说话。但更多的时间，他们需要靠家人的照片和视频通话来排解孤独——这是一种“有家不能回”的孤独。

　　奔波 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获得平衡

　　对于现场监督员来说，思念就像一根线，一头在核电厂，另一头在家里，家里微微一扯，便让他们暂时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但这种片刻的抽离并不能改变监督员们“不着家”的常态。

　　中国大陆核电机组有近一半在华东监督站的监督范围之内，保障这些机组安全建设、安全运行是他们必须承担的任务，出差避无可避。

　　回家，在每个月的奔波中显得尤为珍贵。严剑峰至今还能想起10年前回家的画面——那时他还是现场监督员，每个月能回一次家，当时，孩子只有一岁。他和爱人都要上班，只能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我一到家，小孩子一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头一摆去看爷爷奶奶，再转过头来就开始哭，扑过来要我抱。”

　　这样的场景黄鸿和王玢也常常看到。他们是华东监督站同事，因监督结缘，走到了一起，并成为上海市级机关最美家庭。有了孩子后，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出差不再了无牵挂，怎么在保障核安全的同时兼顾家里的孩子成为新的考验。

　　

 

　　黄鸿(左二)工作照

　　

 

　　王玢工作照

　　有时是一个人出差，在家的那个人需要承担起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经历过“新手”时期的手忙脚乱，他们逐渐练成了“既当爹，又当妈”的本领，即使一个人也能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当当。

　　有时是两个人一起出差。作为双职工家庭，出差难免撞到一起。曾经有一年春节，核电厂集中大修，一个核电厂提前修完，亟须受检供电。突发的检查任务打破了站里原有的工作安排，夫妻二人需要一同出差。

　　“当时家里的老人都在家准备过年，抽不出时间来上海，我们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去核电厂。”到了核电厂，他们把孩子托付给同事，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检查。“虽然孩子没能在家过年，但是在我们的努力下，核电厂提前供电，能让更多的孩子过个好年，值了。”

　　相较于带孩子来现场，他们更多的时间是打“游击战”——在开往浙江的某个高速路口停车，把孩子交接给外公外婆。

　　在一次次奔波和交接中，那个不理解“爸爸妈妈怎么老是不在家”的小朋友也变成了核安全监管的“专家”。在现场，他能看到核电机组，探索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在家里，他能听到爸爸妈妈聊工作，在妈妈和同事讨论高温气冷堆的时候，冒出一句“你们说的我都能听懂”;在学校，他会在六五环境日的活动里画出核电厂，给老师同学们科普什么是清洁能源。

　　核电厂，成了专属于监督员和家人们的共同记忆。

　　奔赴 我们都是一家人

　　2022年，监督员们有过一段难忘的共同回忆。

　　2022年3月，快节奏的上海市被新冠肺炎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原本五六个小时的回家之路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监督站内有个监督员在山东省威海市驻场，起初因为威海疫情无法返沪，随后上海疫情，全城静默，他只能驻守威海近三个月，独留新婚的妻子在家应对疫情。

　　“他的妻子不太会做饭，疫情初期还能点外卖，后来外卖送不了，只能自己做，她第一次做饭就切到了手，很无助。”办公室主任刘明明在上海接到监督员的求助电话后说：“必须想办法把外地的监督员换回来。”

　　时间到了5月，上海的疫情有所好转，“换人计划”有了实施的可能性。但想出去并不容易，“如何出沪”成为“换人计划”第一只拦路虎。前前后后花了10多天时间，华东监督站拿到了出沪的证件。

　　“当时我们兵分两路，徐朋、申小辉、宁方寅、杨丰兆4人北上，开往山东，路程近900公里;朱伟儒、章碧野、蔡兴钢、严剑峰、石凯5人南下，去到福建，路程约800公里。”严剑峰是南下小分队的一员，“出发那天，队长开着小车挨个把我们从家里接出来。”

　　在路上，监督员们遇上了第二只拦路虎——红码。因为红码，服务站进不去，加油站进不去，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陪伴随他们一路南下：“你要去哪里?”“要在我们这下高速吗?”……沿线各市的疾控部门在他们抵达的第一时间打来电话“问候”，靠着自带的干粮，一行5人抵达福建省福清市进行隔离。

　　但隔离期间，意外出现了，章碧野的胆囊炎发作了。那种情况下，只能对胆囊炎进行保守治疗——打止痛针。“止痛针有副作用，我没敢打，只能熬着。”结束了在福清的工作后，章碧野前往福州市进行检查，“医生说需要做手术。”

　　当时恰逢浙江三门核电厂机组大修、三号机组开工建设阶段，监督任务很重，亟须章碧野支援，“做手术需要卧床，耽误工作，发挥不了外援的作用。”为了工作，他暂时放弃手术，挂了点水，就动身前往三门。

　　在外坚持39天后，章碧野回到上海，做了手术。“当时找了个好点的医院，多花了点钱，有点并发症但是治好了，手术伤口大了点，多住了几天院，其实也没啥事。”说起来云淡风轻，实际上在这次手术里，章碧野失去了胆囊，再拖久一点，他的胃就要穿孔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只不过在现场待了39天，和坚守3个多月的同事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

　　三年前，有一次更让人胆战心惊的驰援。那时候，疫情刚刚暴发，没有人知道新冠是什么，未知的恐惧弥漫在每个人心间。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明明还是自驾前往山东省，把在海阳市驻厂的同事换了回来。

　　“小伙子刚结婚没多久，春节期间一人驻守在核电厂，对大修中的机组进行监督。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春节后返沪的计划。”面对未知的病毒，刘明明也很害怕：“疫情、寂寞和工作压力堆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情绪不稳定。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想赶紧把他换回来。”

　　“核安全是第一位的，必须有人在现场保障。一个人遇到了问题，立刻会有另一个人前来支援。”这似乎已经成为监督站里的共识，每一次有人退场，都立刻有人顶上。

　　成立36年的华东监督站，似乎带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换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奖牌和荣誉——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先进集体、连续8年生态环境部系统年度考核优秀、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奖牌、上海市工人先锋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它们“挤”满了会议室的玻璃展柜，熠熠生辉。

　　

 

　　但对于监督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相较于实体的奖牌，他们更在意的荣誉是“自中国发展核电以来，出现大型核电事故的次数为0”以及群众不必谈核色变的那份安心。

　　张阳在监督站里的时间不长，还不满两年，但是前辈们身体力行的实践已经让“团结、自律、规范、职业”的核心价值观在他心里生了根。华东站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积极开展扎实的青年理论学习，连续两年在上海机关青年阅读马拉松超级赛中名列前茅，为他和年轻伙伴们扣好了作为监督员的第一粒扣子，“家国情怀、民族情怀、为民情怀、事业情怀”在一次次学习中融入血脉。现在的他，正和监督站里的前辈们一样，365天如一日地穿起黑色的反光背心，扣上白色安全帽，带着对核安全的敬畏，孤独而勇敢坚定地穿梭于核电厂内，点亮核安全前行的道路。